夜读成向阳：货郎来了

货郎来自南方。他们低头挑着担子，顺着小道上山来了。一进村，手里的拨浪鼓就打出排山倒海的节奏，从村头一直响到村尾。紧随鼓声的，便是带南方口音的唱词:“针头线脑，洋红洋绿，货郎来啦。梳子发卡，皮筋头绳，大姐大娘出来看呀，货郎来啦。”

唱词和鼓声在街巷回荡，一刻钟后，货郎挑担的身影才出现在门洞前。一般是黑脸膛、短头发，斜背一顶麦秆草帽，上身是白衬衣，解着衣襟，露出里面汗湿的红背心，下身是裆宽腿肥的黑裤子，光脚穿一双平底布鞋。

一见门洞里大姐大娘和小孩们揉着午后惺忪的睡眼走出来，货郎就笑呵呵放下担子，把一头的箱笼打开。对小孩来说，货郎揭开的箱笼永远是神秘的，那一层一层的木制大格子和大格子里放满东西的小格子，永远散发着好闻的樟脑丸的味道。各色棉线、丝线，各种型号的针、顶针、别针，纽扣、小剪子、小锥子，凡是大姑娘小媳妇做女红的那一套家伙什，都是齐全的。下一层就是书纸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颜料，朱砂、靛蓝、青绿……这些颜料，是大娘们年节蒸馒头时用来点色儿的。

一见货郎取货时把拨浪鼓放到箱笼一角，小孩子就一把抢到手里，学货郎的样子神气活现地摇几摇。那打着铜钉、牛皮蒙面的拨浪鼓在孩子笨拙的摇动中就发出了“扑通扑通”的响声。不等货郎开口，母亲就一伸手抢过那拨浪鼓放回原处，并在孩子的后脑勺上猛拍一下，骂一句:“让你小小年纪不学好……”看起来似乎是在教训孩子未经允许就拿人家的东西，但事实上，是因为当地人以为，孩子摇惯了拨浪鼓，将来就要一辈子吃穷，只能去做游四方的货郎了。

“货郎”这个词在我们的方言中被叫成“忽浪”，很有几分“忽悠浪荡”的意思。所以，母亲们怨恨拨浪鼓是假，看不上远方来的货郎才是真。虽然看不上，却又缺不了他。一年一年，货郎都带来她们迫切的需要，同时也带来遥远而新鲜的南方气息。

今年立夏，闻着南方遥远的气息，我到义乌寻访唐代诗人骆宾王。从当地朋友口中得知，义乌的廿三里不只是骆宾王的老家，也不只是诗歌之乡、武术之乡，它还是“拨浪鼓之乡”，是小商品经济的发源地。当年，曾有很多的廿三里男人，摇着拨浪鼓，肩挑货郎担，鸡毛换糖，行走四方。而在婺剧《骆宾王》中，老狱卒的儿子就是鸡毛换糖的货郎，他上门时摇着拨浪鼓唱的是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， 可谓清奇而有雅意。

我记忆中的一个货郎，很会摇拨浪鼓。即使是在午睡时被惊醒，那鼓声也不令人讨厌。他远远打出来的节奏，像有礼貌的人在敲门。这货郎留着硬扎扎的胡子，绕口一圈，远看很像戴着一个什么圈套。但人不可貌相，他其实是个精细人，肚子里算盘打得极好。每一次，他都貌似吃亏许多，给大姐大娘占了便宜，但事实上，他是通过搭配组合，以很小的让利赢得了大满贯。等他走后，买东西的人喜滋滋地回到家，慢慢才能回过味儿来，却也说不上是哪里不对。

一天中午，人们坐在街巷里吃饭，那货郎来了，手里却没有摇拨浪鼓。他呼哧呼哧挑着担子似乎很累，走到我老舅母跟前，终于停下说:“大嫂，我饿啦，能擀碗面吃吗？”老舅母抬头一看，说“原来是你啊，你这么个精细人，还用我给你擀面？”

那货郎碰了钉子，讪讪地挑着担子走了，一条腿似乎有点瘸。有人说，他怎么不摇拨浪鼓了？又有人说，他这不会是被什么人打了吧。

很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忽然在《德寿宫八百年》一书里看到南宋苏汉臣的一幅《货郎图》。图上也是夏天，天热，那货郎穿蓝绿相间的夏衫，敞怀露出里面的红肚兜。他不挑担，而是推个小车，车上层层叠叠、满满当当地挂着珠串、香囊、折扇、拂尘、手帕、帽子、竹制乐器等各种玩意儿。最让人有好感的是，那货郎虽然也长胡子，但笑着的脸却憨态可掬，尤其是他的右边鬓角还簪着一朵鲜花。

我想，当年那南方货郎，如果头上也簪一朵花，脸上也泛出憨厚而可爱的笑，那他提出擀碗面的要求时，有一颗豆腐心的老舅母应该是不会拒绝的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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